论文关键词：传统；婚姻；习俗；文化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婚姻习俗蕴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为：婚姻依礼而行；婚姻重礼轻爱；婚姻中渗透买卖关系，婚姻体现着等级差别和阶级限制
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台的基本制度和形式。婚姻习俗是随着婚姻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反映一定婚姻意识的积久成习的婚姻行为，不仅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且从微观上展示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宗教观和心理发展态势。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 婚姻依礼而行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叉把婚礼看作礼义之本”、“人伦之始”。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只有正婚姻夫妇秩序，才能正其它社会秩序，才有社会的礼治。所以礼出于婚，婚出于礼，男女结合必须依礼而行聘娶，达到“序人伦”、“别夫妇”的目的。“伏羲制嫁娶”始向礼婚发展，至周代礼婚已日臻成熟，细分为“六礼”。
中国古代的婚姻礼制，以“义”而起，以“仪”而明，包括“义”与“仪”两部分。“婚义”是指婚姻的实质表现，即男女结合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如周代的同姓不婚，南北朝的士庶不婚，唐宋的良贱不婚，也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婚姻规范。“婚仪”是指婚姻的形式要件，即结婚的礼仪形式和程序，这就是从周代开始实行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婚义”与“婚仪”结合，是社会对男女婚姻认定的基本根据，其中的礼仪程序尤为人们所重视。“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没有婚礼的结合将遭到世人的指责，甚至被世人贬为“私诱”或“淫荡”，其夫妻关系也不为社会所承认。
按照陈顾远先生的观点，中国的婚姻不属于宗教婚．也不属于法律婚．实为另一种形式婚——礼仪婚。陈先生认为世界上关于婚姻立法的观点有事实婚主义和形式婚主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形式婚主义。形式婚从社会承认的角度讲，由宗教认可的称为宗教婚，由国家法律认可的称为法律婚。西方婚礼形式是以宗教婚为起始的。中世纪基督教的力量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婚姻关系受宗教法律所支配，结婚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婚礼由神父主持，二人或三人证婚，新郎新娘要在神父面前公开表示婚姻意愿，得到神父的祝福，婚姻才得以成立。法律婚是从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1791年法国颁布革命宪法，宣布“婚姻不过是民事契约”，认为宗教不应过问婚姻．从此以后，绝大多数国家叉开始实行法律婚。陈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自有礼制后，非当于礼者不视为婚姻”。婚姻讲究礼仪程序．实行的是礼仪婚。在历史上，虽然也对婚姻作了法律规定，但法的作用是以律辅礼，不依礼而行，便以法刑之。我国从周代开始，男女之交出于礼者．必人于刑．自秦汉以来，都是依赖法律达到“明刑弼教”，制裁反礼而行者，“法”不过是推动礼的工具．礼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是立法的基本依据。我国古代对婚姻的法律规定远远迟于礼，是以刑辅礼，法在刑后。法律对婚姻的作用是逐渐加强的，最后才成为礼法并行，但仍然是法在礼之下，法是礼的延伸。婚姻仍然是礼婚，正如明代王稀在《七出议》中所说：“礼与法非二物也．礼者防之于未然，律者禁之于已然，皆缘人情而为制，礼之所不许，即律之所不容，出于礼而人于律也”。直到民国时才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婚。
就是到了现在，虽然封建社会制度被消除，法律成为调节婚姻关系的主要手段，但传统习俗的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在我国民间生活中，老百姓对婚姻的缔结只认风俗习惯，而并不诉诸于法律。尽管在我国只有结婚登记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手续、登记结婚而不举行婚礼，并不影响男女双方夫妻关系的建立．但事实上领了有法律意义的结婚证而未举行婚礼的男女，通常仍不被周围的人视为夫妻。
二 婚姻重礼轻爱
传统社会，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大事，男女的缩台不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关系到男子所属的大家庭，乃至家旅的大事，成婚不仅是为个人黑妻，更是句父母娶媳，为宗族娶妇。因而六礼完成，婚姻过程并未结束，还有成妇之礼，即翌日拜见姑舅，奉水奉饭，“三月而庙见”，祭拜祖庙以告祖先。所谓“妇者于舅姑，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
透过中国人的传统婚姻习俗，不难发现，传统婚姻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及宗族。婚姻是家族行为，只要婚姻台乎礼仪，是经过明媒正娶的，那么婚姻就是合理合法的。至于两人“爱”还是“不爱”那倒是无所谓的，个人的意愿和意志须服从于家族利益。因而即使夫妻情深，只要公婆不容，就要出妻离异。而夫妻相恶，但公婆认为媳妇“善事我”，则不能离异．必须“子行夫妇礼”没身不衰。夫妻感情在婚姻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男女结合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幸福和感情的满足。“广家族、繁子孙”．传宗接代才是男女相交的主题．所谓“非为色也，为后也”而且在道学家看来．婚姻中其他附加的感情越是淡漠．下一代品种越是纯正，越是精致越近于“人。为了肯定婚姻中的“伦理性”，不惜将婚姻中“性爱”因素降至到零点，“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了。
中国人这种重子嗣的思维定势，在婚姻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婚礼仪式中有许多内容都是祝福新婚夫妻多子多孙的。如新娘上轿前，在花轿内外遍撇谷豆，到达夫家以后，新娘下轿，亦照撇，这种撒谷豆的风俗的寓意就是祝新婚夫妇多子多福新娘人洞房时，用食物和钱币撒向床上，称为“撒帐”．所用食物一般为石榴、粟子、红枣、长生果等，石榴多子，枣子谐“早子”，“粟子”谐“立子”，是取早生贵子之义。人们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妻子不能承担这一使命，那么丈夫可以堂而皇之地纳妾，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休妻”。夫妻关系是要服从亲子关系的，女人在家庭中充当的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女人如此卑微的地位．使得夫妻之阃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感情，正如恩格斯所言：“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传统婚姻重礼轻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婚姻的缔结上，只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谈个人意愿。《礼记·坊记》中记载了孔子的论述：“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别也。”孟子也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周人皆贱之0-[7J周代国家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职官，这就是“地官媒氏”。《周礼》中说：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半”的意思，媒氏主台其半，让男女台起来成为夫妇。但媒氏在“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时，也可对“奔者不禁”，可见当时“媒氏”对婚姻的干预还是比较宽松的。但到了唐代，“媒妁之言”写入了法律条文中，《唐律·户婚》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宋、元明、清的法律也同样对媒人在婚姻中的作用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并说明对于违律娶嫁的，也处罚媒人．媒人在婚姻缔结上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作用。在宗法礼制发展到极致时，“媒妁”成为阻碍男女自由恋爱，制造不幸婚姻的一种手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种重礼轻爱的婚姻习俗，使爱情的追求始终不能融人道德评价的尺度，也阻挠了爱情价值观的发育。一方面它抵抗不住以“礼”为规范的传统价值观的挤压和围剿；另一方面，它也无力肯定与保护与之相应的婚姻行为。以至于爱情意念只能向虚幻的世界转移，人们要追求的理想中的婚姻和倾慕的意中人，也只有在想象中的神仙世界得到满足。因而南朝的乐府民歌，唐代的传奇，到宏篇巨著的明清小说，虽然保持了歌颂爱情的传统，但其创作路数发生了重心的变化，即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如元代末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讴歌爱情的佳作。延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现实社会所有实现不了的理想婚姻与爱情．只有到了鬼狐世界才能实现。这本质上反映了“礼”的价值观对爱情的围剿，也是对非人道的礼教统治的控诉。
三 婚姻中渗透买卖关系
传统的礼仪婚是聘娶婚，它是以男方父母交付女方父母一定数量的聘礼、聘金为成婚的必要条件。“聘则为妻”、“无币不相见”成为不可动摇的婚姻原则。尽管中国婚姻的“六礼”在历史上曾有过变化，但纳征这一环节是没有去掉的，而且越来越得到强化。聘娶婚中收受聘礼这一方式，就使它掺人了许多买卖婚的因素，而如果把经济价值作为婚姻的唯一目的，那么聘娶婚将最终成为变相的买卖婚。聘礼多少，往往成为嫁女的身价，因而婚礼讲排场、比阔气、竞奢华之风由此产生。
聘礼，又称聘财、聘金、财礼、彩礼。按六礼规定，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各个程序中，男方家都要向女方家送礼，除了纳征外，其余五礼都以雁为贽，这一礼物有象征意义。但是雁只是联姻过程的仪礼用物而已，人们最讲究的是纳征．只有纳征的礼物最重要，是正式的聘金、聘财，此礼一成．男女双方都不能轻易悔婚，否则不仅舆论不容，而且要受到法律处分。“诸许嫁女，已报婚书或有私约，或俱受聘财而辄悔志，杖六十，婚如约。”无论有无婚书或私约．只要受了聘财，婚姻关系就受到法律保护，聘礼是婚姻的核心和重要条件。汉代时婚姻重财的风气日盛，东汉时议曹史展允，非常勤奋，但家境贫寒，年近知命还未婚配，最后他的长吏李固向僚属募得聘金二三万钱，才了结其婚姻。唐代索要财物更多，唐《通典》引太极元年唐绍上表说：“士庶亲迎之礼，……邀其酒食设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伴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愈万计；遂须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元代郑介夫论日：“婚姻聘财．今之嫁女者重要钱财，与估卖牲口无异。”这种婚姻“直求资财”，“以财论嫁”的拜金之风在明清两代更是甚嚣尘上。因而明末清初朱伯卢在其颇有影响的治家格言中，把“嫁女择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作为家政要训。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的婚俗文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婚姻生活。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礼的价值不断上涨。在福建清流县，1981年的彩礼总额平均为2341元，1984年为3312元，1985年上涨为4126元。而且越是落后的不发达地区，越是索要高额彩礼，其名目之繁多，让人瞳目结舌。什么见面礼、上门礼、进门礼、婚日礼、过门礼、开箱礼等等，巨额的彩礼，成为青年农民不堪重负的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婚姻中的彩礼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这种现象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但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需要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尤其是年轻女性要树立自立意识，敢于移风易俗．树立文明健康的婚姻新风尚。
四 婚姻体现出等级差别和阶级限制
我国古代实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等级和阶级的区分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婚姻这样重大的事情，其仪式的等级限制也是相当严格的。
在奴隶社会，“六礼”是“士”以上各等级的贵族和平民实行的婚姻仪式．而农业奴隶、庶人尚处于家长制家庭下的对偶婚的残余状态，他们当然无权举行婚姻仪式。
随着封建制和个体婚制的形成与确立，礼逐步下到庶人。但是封建农奴制下的部曲、佃客、“士家”的士以及奴婢都居于贱民阶层，不是庶人，因而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是不能采用婚姻仪式的。他们实行的是等级内婚，即“当色为婚”，“当色相养”，“婚姻绝于士簿，名籍异于编氓”。_lI_贱民的女子绝对不能嫁给良民以上等级的男子为妻，“士”的女儿只能配给士。奴婢等贱民如私自嫁与良民为妻，要处以法律制裁，夫妻处以离婚。唐代以前的礼书上对婚姻仪式的规定只下到庶人，未曾提到贱民。
唐代中晚期以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削弱，城镇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于是庶人，平民阶层逐步兴起，这些新人要求打破等级森严的门阀、家世的限制，出现了“礼下庶人”的需求和变动。庶人、平民也可以广泛采用“六礼”，而且这些新人对“六礼”实行了简化。明代品官仍备六扎，而民问婚娶仍依《朱子家礼》只行“四礼”，并且民间纳彩、纳币、请期之仪有媒，无宾词，亦与品官不同“。这一方面在民问简化了婚姻仪式，但另一方面却用法令形式肯定了庶民和品官在婚礼仪式上的不同。使“六礼”和“四礼”成为品官和庶民的身份标准，仍然是封建等级制的一种延伸和强化。
就是在实行“六礼”的这些人中，婚礼所使用的礼金、礼物、服饰的数量、车舆、仪仗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宋书·礼志》说：“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可见聘皇后与夫人的聘礼有很大差别，这种由地位导致的聘礼的差异，在各个朝代都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了。《通典》、《唐书》、《清通礼》等典籍对此作了记载。元代直接以钱数来加以区别：“一品二品，五百贯；三品，四百贯；四品五品，三百贯；六品七品，二百贯；／k品九品，一百二十贯，庶人上户一百贯，中户百十贯，下户二十贯。”清代的规定也相当细致：“一品至四品，币表里各八两、容饰合八事、食品十器。五品至七品，币表里各六两、容饰合六事、食品八器。八九品及有顶戴者，币表里各四两，容饰合四事、食品六器。庶人绌绢四两、容饰四事、食品四器。”
与此相应，婚礼上新人的服饰也有限制。举行婚礼的男子依据其本人或父亲的官位穿着一定的礼服，新娘的服饰也适用同样的原则，官吏娶妇用命妇之礼，其服以丈夫的官品为准，庶人娶妻则不能着命妇礼服。清代庶民女子出嫁时皆不允许用冠帔补服。而且连亲迎用的车舆、仪仗也有规定，不能随便使用。对违规僭越者有严格的惩罚条款。人们的婚姻行为都被封建等级制牢牢地束缚了。但由于婚礼是涉及全社会家家户户的喜事，因此平时的禁令虽严。但婚礼中如僭用，官吏对此也特加通融。当然生活贫寒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讲排场的，乘花轿、骑马这就是他们婚礼中的盛举了。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婚礼除了表示对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的承认与祝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显示家庭社会地位，加强社会联系。因而中国人的婚礼很强调礼仪，很讲究门第等级。
中国婚姻习俗在近代以前大体是在上述框架内演化，虽然因汉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婚姻习俗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总体上不外乎这些方面，其文化内涵是一致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震荡，尤其是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文化开始逐步深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婚俗也发生了第一次变化。如父母主婚权下移，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主张婚姻自主，井开始出现“新式婚礼”，即穿西装、宣读证书、交换饰约、行鞠躬礼、奏乐。
婚俗经历的第二次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打破了封建的等级制，社会主义的新的婚姻习俗在与旧的婚俗的冲突中不断形成和完善，如实行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它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在今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婚俗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个人在婚姻生活中的自由度和独立性不断增强，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繁缛、奢侈的婚礼逐渐被简朴、随意而不失庄重的婚礼所取代，尽管新的婚姻习俗还不完善，但这预示着中国婚俗发展的趋势。
